Monday, February 27, 2006
記憶的延續
趁著228的前夕,把這部紀錄片「德國人群裡的猶太人(A Jew Among the Germans)」上網重看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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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片線上收看
有點口音,可以配著transcript看
關於猶太紀念碑可以看準建築人手札
(以下譯自節目簡介)第一次在電視上看的時候,較多的時間注意在 Marzynski不斷在尋找一個可以原諒的德國的過程,有時候恐懼,有時候尖銳。第二次看反而覺得他的哀傷裡面已經包容了對德國人的原諒,對新一代的希望。影片裡記錄著原諒,更多的時候是在記錄著德國人要如何把傷痛不願提的記憶接續下去。是挑戰上一代的罪行的第二代,還是在保護下無法或是不願碰觸那段記憶的第三代?什麼樣的記憶,用什麼樣的描述,和用什麼樣的態度去承接,才能讓記憶接續下去,而不會只是課本裡所謂「歷史的教訓」。一群柏林洪堡大學的學生出版了一本「沒人問過我們(Nobody Asked Us)」,討論著第三代如何面對這段大屠殺的歷史對於一個要在納粹大屠殺中生存下來的猶太小男孩Marian Marzynski來說,沒有什麼聲音是比德語更恐怖的了。曾經在華沙猶太區外騎著三輪車時,被一名納粹軍官抱起在大腿上,稱他是乖小孩。「我當時怕得喘不過氣來」Marzynski 回憶著。多年來,他害怕著這群曾經侵略他的國家、屠殺他的家人的人們。圖片取自節目網站
當德國政府宣布將要興建猶太人紀念碑以紀念終戰六十週年,Marzynski 決心親自到柏林,「我想要達成我逝去親人所不能的:身處在德國人群中而能夠心安。」
FRONTLINE 撥出Marzynski「德國人群裡的猶太人(A Jew Among the Germans)」,激動且感人地尋找一個和他跟他的孩子能夠相容相處的德國。經過多年的拍攝,Marzynski和藝術家、建築師和德國百姓相遇,在罪惡、責任和記憶的問題間掙扎角力。他同時也遇見了「第三代」德國青年(父母在戰後出生),和父執輩在戰爭的問題上割離,抗拒著集體的罪惡感,這些年輕的一代試著尋找一種讓大屠殺的記憶能夠保存在生活中的方式。「罪犯的後代抱怨他們長大的過程中沒有接觸過受害者」Marzynski說「現在我到這來伸出我的雙手。」
在柏林,Marzynski和以色列雕塑家 Dani Karavan會面。他設計的紀念碑是個種滿花朵的大衛之星。當Karavan準備在預定基地上畫出他的構圖時,安全警衛出現阻止他們並要求Marzynski停止拍攝,強調他們沒有經過許可不能擅闖這塊區域。「這就是為什麼紀念碑不可能會建成」Karavan告訴Marzynski「(德國人)不要這個東西。」
紀念碑競圖的評審之一告訴Marzynski他的父親曾為納粹服務。「你們會聊戰爭方面的事情嗎?」Marzynski這麼問他。「不行,有些問題在德國是不能問的」
在柏林新成立的猶太博物館,Marzynski認識了Johannes Schwartz,一名解說猶太風俗的非猶太裔青年。Marzynski認為這博物館的導覽立意良善,但即便是Schwartz也承認要改變想法是很困難的事。「一個反猶太的人(anti-Semite)不會被這樣的博物館所改變」Schwartz說「在訓練時便告訴我們『你不會改變任何人』,我只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些知識、回答問題。」
Peter Eisenman,最後贏得紀念碑競圖的美國建築師告訴Marzynski他的構想:數以千計的水泥塊或聳立地、或傾斜地立在基地上。「我們想要克服『猶太人是他族』的想法。我們要把猶太墓園帶到柏林」但是Marzynski擔心Eisenman的設計會帶來壞的聯想:只有死去的猶太人才能安全地留在德國。他偏好另一位德國藝術家的設計,用三十一種受難者所說語言的「為什麼」問著參觀者,然後將每個人的答案記錄下來代表永不停止的反省。
五月十日(2005),紀念碑在柏林揭幕,Marzynski充滿著矛盾的情緒。「我希望不會有慶祝二戰結束的活動,沒有最後的修飾。我不要一個把他們父執輩的罪惡永遠強加在年輕一代德國青年的紀念碑,但沒有了罪惡感,我擔心那段悲慘的過去將整個被遺忘。我無理的要求是希望德國人永遠活在一種罪惡感當中,一種善良的罪惡感,如果真有這種東西。」
We are not totally sure what we are searching for, but we know that the Holocaust still has a central importance to us. And one thing we know is that the second generation's message may simply not be working today in a more individualistic society where some of us are descendants of both survivors and perpetrators/bystanders.我也會那樣地期望,一種不是被教導的悲情,不需要揮別的悲情。一連串的接力書寫,好像有點那樣的開始。
我們並不完全確定我們在找尋什麼,但是我們知道納粹屠殺對我們仍是重要的。其中我們知道第二代的教誨在現在強調個人的社會裡是沒有用的,特別是當我們中有些人同是倖存者和罪犯/旁觀者的後代。
(中略)
However, the other way -- to force a ready-made meaning of the Holocaust onto generations that will soon not have direct contact with eyewitnesses -- runs the greater risk of forgetting the Holocaust altogether. The new message must be based on one's own understanding, on making personal connections to one's own questions and own concerns about morality, ethics, the human condition.
然而,另外一種方式-將預設好的意義強加在沒有目擊者的世代-將面臨大屠殺被整個遺忘的更大危機。新的意義必須建立在個人的理解,建立在個人的對自己的問題、自己關於道德、倫理跟人性所做的連結。
節自作者訪問整理:Our generation should do what the former generation fail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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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猶太紀念碑可以看準建築人手札
Monday, February 20, 2006
雨水
什麼時候天氣變成生活的重心,你也不會想說在地下室(二樓)裡開個雷射會跟天氣有關係。可是覺得自己真變成了個農人,看著天氣照顧著收成,只能祈禱老天爺給個面子,好好撐完這次耕期。當然這不是第一天才知道,跟那鬼才摸得透的脾氣,整整纏鬥了四五年有加。只是在短短幾(十)個鐘頭裡從下雨到下雪再到放晴,看到雷射如此靈敏的即時反應,也只能無奈地奉陪到底。等到真的穩定下來,外頭的溫度也穩穩地定在攝氏零下十五,遠低於出門會罵看的地步。
(回家時曬著太陽零下四度覺得好溫暖)
窩在實驗室裡看著隔壁圖書館借來的書,提到 Iowa 在楊牧之前是譯做「衣阿華」…不僅美感全無還發音錯誤。想到 aa 往往被叫做「安娜堡」,只是我是從來沒跟人這樣用過。明明是兩個字,不知道是哪來的連音跑出了個「娜」來,「堡」跟「安娜」的調性也是怪怪的,感覺比較像是 Annasburg 之類的翻譯(這是哪裡?)。也許改叫個「安雅柏」,用個木字旁的柏,取 arbor 本來就有涼蔭的意思,也跟當初一同來這的室友的名字很像。
(回家時曬著太陽零下四度覺得好溫暖)
窩在實驗室裡看著隔壁圖書館借來的書,提到 Iowa 在楊牧之前是譯做「衣阿華」…不僅美感全無還發音錯誤。想到 aa 往往被叫做「安娜堡」,只是我是從來沒跟人這樣用過。明明是兩個字,不知道是哪來的連音跑出了個「娜」來,「堡」跟「安娜」的調性也是怪怪的,感覺比較像是 Annasburg 之類的翻譯(這是哪裡?)。也許改叫個「安雅柏」,用個木字旁的柏,取 arbor 本來就有涼蔭的意思,也跟當初一同來這的室友的名字很像。